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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也不是这样的!

回应<星洲日报>"沟通平台"

星洲日报集团总编辑萧依钊女士的文章"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的"

以及

林大伟的文章"不要文革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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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国的报业典范不来自国内,而要向美国、英国等国家看齐呢?

为什么我国的报业拥有人和管理者不但无法树立本地报业的典范精神,报馆高层编辑还要为报社偏离媒体典范的报业营运模式和编采作业背书呢?

部分新进中文报业编采人员的犬儒心态和势利导向源自何处?我们的资深报人是在示范报人的风骨,还是在典当新闻的原则?年轻新闻从业员从哪里汲取正义新闻事业的活水源头?是报社老板?报社主管?老编?还是采访主任?

为何10年前,我们的中文媒体伦理论述要从港台措借,10年后我们还是在再引述港台良心老报人的谈话?难道我们的老报人没有为我们留下充裕的报业精神和伦理的教材?

为何一个报社集团总编辑在难得引述本地资深报人的见解之际,还要故隐刊载报人见解的出处?

为何我们的资深报社主管在大谈"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的"的时候,却为我们展示了狭隘的报社门户之见?难道中文报社的门户之见才是我们的文化?

报社主管关爱中、港、台的新闻自由,声援两岸三地受到党政势力干预之媒体的悯人胸襟,无人会有微言;但人们不得不疑惑,马来西亚国内饱受打压的媒体就不需要报社主管表态关注了吗?

我们的文化是什么?肯定不是文革时期的相互批斗,但也不会是、更不应该是文革时期、文革前后的一言堂景致!

我们反对人身攻击、摸黑报馆的行径;但我们更反对报馆妨碍事理健全讨论的编采手法!

什么是我们的文化?如果这里指的是华人文化,那么,因为文革批斗文化带来了人伦浩劫,我们就得连先秦百家争鸣时代所倡导的以论辩来明晰事理的文化也一并否决掉吗?

中华文化的典范不会出现在各方互相诬蔑、批斗的文革年代,但是也不会发生在强调以和为贵而罢黜百家的时代!

文革的浩劫不是源自于争辩,而是肇因于缺乏充分的论辩空间!文革时期,中国的当权者仅允许同一种论调的附和,而所有中国的传播媒介更只传递一种服膺于当权者与既得利益者的刻板思维。

在当前董校纠纷、华小主权和校长贪污的课题上,参与讨论的各造皆有权引述理据来否决其他方面的说词和看法,前提是各造皆不可否定和打压所有个人、群体或组织提出论据来争辩的平台和空间。如果任何一方有充分的理据和道德制高点来佐证本身的立场,又何必怕他人置喙?

当各造皆可在毫无阻拦、顾虑和恐惧的情况下提出本身的看法,各角度的论点方能进行透彻的交锋与全方位的辩证,让事理兼听则明。

驳斥他人观点的人士并没有陷入文革批斗的盲点,只有抹杀他人同等发言空间的人才是文革式的侩子手!

当各位在呼吁摆脱文革式的批斗时,大家又是否记得儒家是怎样变成迂腐、僵化的八股的?还不是发生在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推崇一种论调、一种思路的一言堂时代吗?

我也想说,我们的文化也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感到很可悲,当媒体的口号是正义和温情的时候,读者还要向媒体呼唤捍卫正义与温情的发言空间,难道你不觉得很讽刺吗? Category: 媒体(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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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mments

陈桂生 said…
我国华文报业媒体自茅草行动以来就一直战战兢兢的。除了报馆有总编辑外还有仅此一家的‘太上总编辑’。我们没有新闻自由只有‘新闻(指定)自由’,媒体任务不再是实现社会公义,明辨是非;而是塑造真相诚可贵,‘和气’价更高的文化。只要是可以‘和气生财’又何必去管谁是谁非呢?难道我们还能冀望本土媒体想台湾的TVBS一样,可以不怕被封台的威胁;为了社会公义与是非而穷追不舍的报导与讨论高捷弊案吗?我们缺乏的正是追求公义与是非的精神。往往只要还是’不是太坏就好‘的心态而可以将公义与是非扫在地毯下。最重要还是有工作做,有薪水拿;然后马照跑,舞照跳;哪怕太阳明天从西边升起,我还是睡我的大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