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人黑格尔认为中国文明没有真正的哲学。香港时评作家陶杰表示，部分西方哲人之所以对中华文明思想体系持有如此轻蔑的态度，乃在于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思想不能与行动割裂，深湛的思想应该体现于实际的行动；可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却只停留在嘴上的喧哗与纸上的说教，因此这种不曾付诸实践的思想，不配进入强调思想与行为一致的哲学殿堂。
另一方面，于16世纪末叶踏访中国的西班牙籍传教士庞迪，在写给上级的报告中也曾这样描述道：“中国人不知道，也不学习任何的科学，也不学习数学和哲学。除了修辞学以外，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知识。”
陶杰对西方哲学泰斗不承认中国哲学的原因所做的另类诠释，激起了我对知行合一的向往；而庞迪对中国人缺乏科学与逻辑思维的批评，更让我联想起我们的华语辩论比赛，是否也仅仅只是充斥着修辞性的激昂言语？
辩论员在准备一场辩论比赛时，经历了对辩题的认知、反复的探讨与思辨，继而将所达至的结论内化成自己所“信仰”之见解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求知”的表现；而辩论员与对手针对辩题展开论辩，更是对“知”的检验。当人们为台上辩手的辩才所折服时，心中不免隐隐期许，他会是一个坐言起行，知行合一的人。
2001年9月，马来亚大学重夺国际大专辩论会冠军。雪隆大专青年毕业生协会主席杨安泰在恭贺马大夺冠的文告中，吁请马大辩论队声援当时遭到理大校方对付的理大华文学会，就是期许辩论员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不畏强权，为受压迫者及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的典型例子。
当大专辩手在台上七情上脸，语调激昂的痛批社会乱像、严厉鞭挞违背人道与社会公益的种种行径，俨然一副指点江山的模样时，观众必然很难接受，该辩手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对社会冷漠，对时事课题不闻不问之人。因此，社会群众对大专辩手怀有比一般大专生更进一步的期许，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不受他人意志所左右的思想与行动自主权。所以，在台上雄辩滔滔、以理服人的辩手，当然有权选择在现实生活中不问时事，保持缄默。同样的，社会群众也有权力向大专辩手们施加舆论压力，要求他们“言行合一”，把台上所倡议的崇高理念，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在大专辩论赛草创初期，每位大专辩手的头上俨然都被赋予了一顶的道德光环。当时的社会群众普遍对拥有高知识水平的大专生怀有深切的期望，而他们对勇于在辩场上针砭时弊，针对社会正经文教议题说真话、挑战权威的大专辩手们，更是推崇备至。然而曾几何时，社会对大专生的期许逐渐冷却，群众对大专辩手的印象更是“说一套，做一套”伪善形象。而唯一对大专辩论比赛仍旧热诚不减的中学生与部分大专生们，仅带着追偶像、看表演的心态来看待大专辩论。大专辩论比赛已经从具有价值论辩导向的学术飨宴，转变为一种纯舞台表演艺术，与价值无涉、与学术无关。
大部分辩手从辩论活动所获得的思想受益，不是来自辩论舞台，也不是来自辩论比赛对手的指正，而是来自筹备辩论比赛期间，学长与队友们针对辩题的知性讨论与感性启发。辩论比赛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大专生对各种社会现象与议题以及权威学术概论，进行再诠释，从而达到超越权威论述的宰制，颠覆既定观念、重估价值，并重塑价值的可能。然而这一切真正触及论辩精髓的思想交流，却鲜少在拥有广大群众出席的大专辩论会赛场中触发。
大专华语辩论比赛并非已经完全失去其存在价值，可是当她对思辨的倡导以及实践的贯彻逐渐褪色，而取而代之的是商业挂帅，以及参赛辩手们哗众取宠的修辞论述与激昂语句时，她就注定逐渐失去她的论辩精神与灵魂，还有广大群众的共鸣。而当大专辩手乐于享受观众对其出色辩才以及敏锐思维的赞誉，却又不愿在现实生活中担当勇于挑战权威，为弱势群体据理力争的角色时，人们对大专辩手的评价自然也难以离开“言行不一”的不屑批评了。 Category: 辩论(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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