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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东西方文明近代的发展差距如此悬殊?(改写版)

究竟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孰优孰劣?历史学家可能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答案。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始阶段,东方有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西方则有古西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双方各擅胜场。

沿袭历史的发展长河,我们较为熟悉的中华文明跨过了周朝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的乱世,开创出了汉唐盛世;接着中东地区诞生了开启现代科学之门的伊斯兰文明;而西方则成功借助伊斯兰学者翻译古西腊各学科典籍所建立起来的知识源泉,摆脱了愚昧的中古世纪,步入了文艺复兴时代,更进一步通过宗教革命挣脱宗教的束缚,达到了思想的解放和创艺的巅峰。

断裂与瓶颈:历史发展必然过程

这些历史显示,文明的断裂和发展的瓶颈是所有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在道德沦丧、人伦败坏、天灾肆虐、君王专政、封建思想涂毒的年代,都会有来自民间的自觉起义来推翻腐朽的体制,开创更符合人民福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重建甚至推进文明社会的发展。

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中国仍旧延续一波又一波人民推翻君王暴政的起义,宋朝过后的朝代即使再辉煌也无法在质上超越汉唐盛世的综合成就,而封建君臣制度似乎更进一步积弱和僵化;与此同时,伊斯兰文明则在与基督文明的宗教战争中慢慢陨落。

反观,西方文明虽然也继续徘徊在各国相互讨伐、国内王朝一再更替的历史循环当中,但是西方世界却在17和18世纪之间产生启蒙运动,并在18至19世纪突然迈入工业革命的划时代变革。自此,西方文明将之前彼此各有长短、互有超越的东方文明远远抛在后头。

为何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会突然在晚近的几百年来,呈现截然相反的发展势头呢?

落实理论学说 支撑社会健全发展

自17世纪开始,西方的学者和领导精英将启蒙运动所催生的思想成果,转化成为各种尝试建构更美好、更合理社会的理论学说,并积极将理论学说落实成为支撑社会健全发展的制度。

西方的社会精英通过实践社会契约、三权分立、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概念构想,将涵盖远自西方古西腊罗马文明、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到近代启蒙运动等所积累、辩证的经验和智慧的总结,纳入西方社会的制度规范、权力框架和日常事务运作里头。

虽然,这些制度概念初期得以在西方社会获得落实,其实是源自于贵族与王室进行权力斗争,成功逼使王室度让出绝对统治权力的结果,贵族实践分权制度的初衷并没有一般人想像中那么伟大。但是,分权制度的确立却奠定了西方社会逐步摆脱人治社会、迈向民本宪政政体的基石。

在同一个时代,当西方社会把文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总结成为一套明确的制度,通过制定明文条例和法规来促进国家公权力的良性运作、规范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行为、确保社会各单位各司其职、保障各阶级人民的基本权益时;东方社会仍旧深陷在千百年以来,制度与人情和人性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当中,始终提不起勇气在制度规范与人情之间画下明确的界线分野。

诚然,东西方文明皆有各自瑰丽和丰硕的精神文明遗产,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也有各自深湛的理论著述,然而在近几百年来,东方社会的领导精英在回应时代的挑战上,却没有随着客观环境的变迁而灵活的应用与调整先辈们的智慧结晶,反而只是一味的在口头上抱守前人的文明遗产,在行为上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操弄既存的社会制度漏洞和文化观念,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权谋算计和利益分赃。

晚近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差距扩大

我想,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在现代文明发展史上的其中一项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西方社会致力于推动公共事务的建制化、明文化与透明化,并严格执行明文列名的制度规章,从而开启了凡事照章行事、依法办理的法治社会;反之东方社会却仍旧搁浅在“领袖高于法”、“领袖可以任意诠释制度和规章”、“人人尝试靠攀关系和讲交情来钻制度漏洞”的人治社会泥沼里,造成制度奖惩不严明,上至领袖下至一般百姓,人人皆抱持着游刃于制度灰色地带的侥幸心态,导致各领域效率低落和发展滞后,甚至让东方人对自身的文明产生信心危机。

所以,纵使千百年来,东方社会从来就不缺各阶层人民对维护自身的权益产生自觉,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也从未缺席带领民众对抗腐败的政体和腐朽的文化,但是除了前仆后继的发起一波复一波的改革运动外,东方社会于晚近年代却错过了与西方文明一同赶搭上建立持续稳定的合理社会建制之历史列车,反而继续在野心家和资本家对国家体制的操弄、对民族文化的撕裂和对公共资源的吞噬的摆布下,颠簸不定。

放眼国内当前的形势,我国正面临严重的国家治理危机、经济转型瓶颈、文化面貌失调、宗教与种族本位主义抬头、社会治安败坏等问题,人人皆显得焦躁不安,领袖们却又不知从何处着手,一般知识份子乃至平民百姓更是无处着手,处处受制。此时此刻,回溯和反省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也许能让我们更清楚的爬梳当下种种困境的前因后果和解决方式。

合理的社会建制推动文明总体进程

当各地文明发展经验所总结出来的公正、公平、正义、平等和自由等理念没有被落实成为明确的社会制度,来具体的付诸实践,东方社会的领袖仍就会继续口惠而实不至的宣导各种美好的社会正义观念,民间的自觉运动仍会周期性的酝酿发酵复又回归沉寂,但却无法象西方社会的公民一样,在持久稳定和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心无旁骛的将全副心思投注在各领域事业的发展,从而全方位的推动文明社会的总体进程。 Category: 政治(Politic)

此文刊载于2006年6月24日的《东方日报》“名家”版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detail6.asp?alp=1151075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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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mments

紫雨老师 said…
分析得很有深度,赞一个!
紫雨老师 said…
不过,看回去,我觉得这篇文章单一的着重了政治对东方社会束缚力量。能不能也从更多的视角,探讨文化、民族性等等,如何影响东西方文明的差距?因为我觉得这种差距应该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文化(集体价值观)与民族性应该也有影响的。

紫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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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HC said…
谢谢你的意见。其实历史现象是多原一果的,除了政治外,诚如您所说,文化(集体价值观)与民族性,还有宗教信仰、经济模式等都交错影响着每一个文明的演进。我之所以只触及政治层面,是因为政治权力的角力、拉扯与布局,渗透了社会的所有领域和层面,尤其是在泛政治化的国家,政治几乎决定一切。

您所提及,东西方社会在文化(集体价值观)与民族性的差异上对各自文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我个人的了解不是很足够,所以暂时还没有能力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有一位自由媒体的网友向我介绍了一篇柏杨的评论文章,该文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蛮精辟的阐述。

请参见http://thefreemedia.com/my/index.php/columns/13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