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英国《卫报》记者尝试唤起人们重新关注英国科学家暨小说家的查尔斯· 斯诺（C.P.Snow）大约50在年前曾经提及的一个现代人类知识观危机 -- 两种文化的割裂。
1956年，斯诺在《新政治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两种文化》的文章。3年后，他在剑桥大学所作的一个著名演讲 --《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忧虑：在现代社会里，科学与人文已经形成了两种互不相关的文化；科学界与人文学界迥然不同的世界观就好像一道无形的墙，让两者没有交集、不相协作，甚至完全没有丝毫的对话。
根据中国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的讲解，斯诺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提出，这个世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而两个阵营中的人士又都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一现象就被称为“斯诺命题”，在当时的学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论战。
斯诺构想人类应该拥有一种结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第三种文化。为了普及第三种文化的流传，著作经纪人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1988年创立了一个名为Reality Club的俱乐部，以实际行动推广两种文化的交流。Reality Club过后蜕变为“前沿基金会”（The Edge Foundation），并在1997年开始将串联阵地转移至互联网（请参见http://www.edge.org/）。
除了有识之士以及个别组织的努力，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的两种文化是否能够做到相融、衔接，很大层度上取决于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推广。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其著作《大学之理念》一书中就提出了值得我们深思的命题：“今天通识教育所探询的信仰应该是什么？今日的‘知识人’应该有怎么样修养？”
金耀基指出，前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诺尔士（John Knowles）认为，现代的“知识人”应该有能力把不同的知识综合、融汇而一以贯之，并能够从人文精神出发，知道哪些是“应该”做的；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判断，哪些是“可以”做的。
由此可见，人文精神主导了我们的日常价值判断；而个人所掌握的科学、工艺与逻辑知识，又成为了每个人在关键时刻作出实然判断的重要依据。我们又如何能够只是纯粹的活在自己已经浸淫多年的单一文化世界里头（科学/人文），完全自绝于其他领域和学科的观点、角度、智能与知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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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