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世力先生，我们凭什么再给张晓卿机会？

我自中学起就不时阅读到您发表在《星洲日报》的文章，我知道您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对华社文教事业的传扬充满了热忱，更亲身投入鞭策华裔子弟成人成才的教育事业。我认为，我们在对待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事件的立场上有所分歧，并不是基于私人利益考量，或是受到有心人士的唆使和摆布，而是我们看到了事情的不同面向。在看到您最近发表在星洲日报《沟通平台》的文章《贼喊捉贼者，请慢一点！》后，我觉得有必要告诉您我所看到的，也许不巧被您忽略的事情另一面向。

您在《贼喊捉贼者，请慢一点！》一文里提到，“人活在世上不只活一两年，读者订阅报纸也不是一次过付清终身订阅费，没有‘一错读，成千古恨’之说，那何妨给张先生、广大读者兼自己一个‘日久见人心’的机会，待发现新的办报方针货不对办，才来举布条抗议、罢读？.....收购一事应交由广大读者（而不是一小撮参加集会者）去表态──报纸销量是最诚实的声音！因此，一切请以人为本，而且凡事以读者为本，切勿模糊焦点后才贼喊捉贼，成为报界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党！”

您或许不知，自马华并吞南洋报业后，华社其实已经给了张晓卿五年机会。

第一，从存粹商业经营的角度来看。

您知道自2001年5月28日马华入主南洋报业以来，谁是南洋商报的管理层吗？

洪松坚、刘炳权、邓东来、杨思源、王世发、颜振浩等，他们都是前《星洲日报》高层，都曾经是张晓卿在《星洲日报》的心腹。洪松坚、刘炳权在2001年5月28日马华正式入主南洋报业当晚，赶往《南洋商报》总社接管南洋报业的管理权时，还是驾着来不急归还给《星洲日报》的报馆座驾。

马华公会收购《南洋商报》后，让《南洋商报》背负党报的骂名而遭到华社唾弃，以致销量节节败退。广大的中文报读者很想知道，是谁和马华串谋并吞南洋报业，为《南洋商报》戴上党报帽子的呢？

这5年来，星洲高层把《南洋商报》当作是将星洲内部派系斗争中失势者“发配到边疆”的变相失意者收容所，结果让如走马灯般换人、不了解南洋报业企业文化的人对南洋上下其手，让《南洋商报》的员工们势气大大受挫，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编采人员离职或跳槽。这一切，又是谁一手造成的?

《南洋商报》给张晓卿的前星洲臣子搞了五年，越搞越遭，日无血色，我们凭什么相信新一批张晓卿的星洲亲信能把《南洋商报》救活？

别忘了，张晓卿的前人马之前把《南洋商报》医死的帐还没算完！

也许您还会质问，“我们身处的就是商业社会，就算你讲的是真的，也于事无补。就算张晓卿或《星洲日报》利用商业手段来达到目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啊！”

我不反对，若这5年来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的整个交易过程真的是纯粹的商业交易，我们谴责的对象只会是政府允许商家垄断报业的恶法（《1984年印刷与出版法令》）和马华并吞南洋的不义之举。

然而，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是纯粹的商业交易吗？

张晓卿先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露出欲染指南洋报业的兴趣。

他起初是以每股RM8.00的价格向当时南洋报业的东主丰隆集团主席郭令灿献购南洋报业，却遭到婉拒；在2001年，正当马华违逆华社意愿执意收购南洋报业时，张晓卿先生乃至其所掌控的朝日报业，一再的被评论界询及是否有参与马华以每股便宜RM2.50的RM5.50向郭令灿收购南洋报业股权，当时张晓卿以及朝日报业皆矢口否认；尔后，南洋报业因为发放红股以致股价调整至每股RM4.40的价格；最后，在今年10月张晓卿以每股RM4.20的股价向马华购得20.02%的南洋报业股权。

人们不禁猜想，如果张晓卿真的有份在5年前联同马华一起收购南洋，那么现在马华以这么低的价钱转售给他，他真的是捡到了大便宜咯！这等便宜事，会是纯粹的商业交易吗？

第二，从报纸作为翔实资讯传播媒介的角色来看。

要衡量和预测张晓卿会否让南洋报业在他的掌控下，仍能扮演反映民间心声、监督政府施政、揭发社会不平和疾苦事件的社会喉舌角色，我们就不必舍近求远，我们直接检视由张晓卿掌控多时的《星洲日报》在这5年来的表现，就能有最好的参照指标。

自2001年5月28日以来，《星洲日报》的编务日益自我设限，日益党报化，在报导学生运动的篇幅上，比正宗党报南洋更党报。对学生运动不理不睬，不要抹黑也就算了，可惜，风光过后忘记以前信誓旦旦之新闻理念的报社还有更党报的行径：

1) 2003年，各大中文报对243英文教授数理方案“一个方案，四种表述，每一种表述都有谬误”，让中文报读者和广大的华社以为243英教数理方案对华社的母语教育权利没有危害。

2) 2006年，星洲日报《沟通平台》对民间站在前线反对华小校长贪污的家长进行人格抹黑，扣上“红卫兵”等帽子，让其他广大的家长因为误会被污蔑的反贪污人士，以致家长无法联合起来杜绝校长贪污的恶行。

3) 2006年，四大报业旗下的报章皆不能刊登马六甲猪农向社会人士申诉困境的广告。

4) 2006年，四大报在马六甲猪农困境事件爆发初期冷处理新闻，等到网络媒体把猪农受到州政府欺压而马华却坐视不理的新闻闹大后，才姗姗来迟的跟进报导。

5) 2006年，四大报起初不准刊登全国华小家长总会要求家长举报校长贪污事件的呼吁广告，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后，南洋以及中国仍然坚持不愿刊登，而星洲日报则在家长总会同意删除一些字眼后才能刊登。

6) 2003年，《星洲日报》动用2003年7月22日《星洲日报》的网上媒体《星洲互动》的《言论》版，以及隔日2003年7月23日《星洲日报》的印刷报章，用社论为当时深受黑金政治传闻困扰的黄家定“漂白”。黄家定有无涉及黑金政治应由警方和法庭来定夺，可是号称“大报”的《星洲日报》越俎代庖动用社论为黄家定个人“漂白”，不但功能错位，还玷污了社论针砭时弊的功能。

注：该篇社论就算在星洲互动中被删除，Google、Yahoo!、摆渡等搜寻器的cache也会有记录。

（对许多对报章第四权怀有深切期待的人来说：社论不应该是服膺政党议程的版位。事实上，社论乃一份“大报”的终级价值之彰显所在。社论乃一份“大报”对国内外重大政经文教议题发表义正严辞的评论，以唤起官方以及社会群众对公共议题之省思的标志性文章。也许，在非常时期的“大报”社论，还会是历史事件的重要注脚，成为重要历史文献，担当历史之起草，成为第四权发展轨迹之重要坐标。）

以上的偏颇新闻编采作业，皆是在张晓卿还没有完全露出掌控马来西亚四大中文报业的底牌之前发生的。那么，一统后的四大报在编采方针上又会呈何等景象呢？

张晓卿，乃至他的首席谋臣刘鉴铨要如何说服广大的读者，被张晓卿垄断后的中文报业不会更肆无忌惮的封锁不利其策略伙伴马华的新闻和评论文章呢？

不要告诉我《星洲日报》和其他三大报章皆受到恶法的限制和国安部的“关照”，以致被迫违背客观报导新闻的专业守则，难道东方日报就没有被恶法钳制和被国安部威吓吗？可是为什么《东方日报》都能做到刊登以上被四大报自我审查掉的新闻和广告呢？

是因为《东方日报》比较清高吗？我不这么认为。《东方日报》之所以会采用比较前卫的编采方针，是因为《东方日报》被迫透过揭露更多民间关心的议题来和以《星洲日报》为首的四大报竞争读者、消费群和广告商家。我们就是需要这种没有垄断的报业市场，让各家报社为了抢读者、比拼更贴近民情，而争相打擦边球，试探和推进当局对新闻报导管制的底线，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编采自主以及新闻自由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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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世力先生：

华社给了马华和张晓卿5年的时间，结果这对策略伙伴把整个本地中文报业搞得让报馆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报社之间的商业纠葛凌驾于新闻传播事业的客观翔实报导原则之上，让这5年来的四大报的新闻报导和评论文章充斥着文过饰非、自吹自擂、模糊议题焦点、遗漏对执政党问责的歌功颂德论调，纵使没有千古恨的感觉，您不会至少有“5年恨”的感慨吗？

难道您要等到张晓卿搞出本地中文报业的“千古恨”时，才要中文报读者呼吁他老人家和马华一起高抬贵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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