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真话，为所当为。

捷克裔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la）於1984年所写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开篇第一章“重与轻”，有以下的段落描述：

“在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王国里，所有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对任何问题都有效。因此，媚俗极权统治的真正死敌就是爱提问题的人。一个问题就象一把刀，会划破舞台上的景幕，让我们看到藏在后面的东西。”

在政治环境封闭、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执政集团的舞台景幕是不容被揭开的，所以人们一概被禁止或被百般阻挠拿起足以划破舞台布幕的利刃。

可是，执政集团要如何避免人们不识抬举的抛出如刀一样的问题呢？许多集权国家的政府不约而同的选择以操控媒体的方式来进行问题消音，传达国家各领域皆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让人们不会产生想发问针对性问题的念头。

不过，在通讯科技日益发达及普及的现今时代，世界上只有非常少数的封闭专政国家仍然得以靠无所不在的党国机器来操控大众传播媒介，进而过滤人们对国家公共事务偏颇运作所产生的疑问。

媒体扮演官民桥梁

反之，在占世界大多数的民主政体和半民主政体中，媒体却是扮演了政府与人民之间，让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双向沟通管道。

近几十年来，在现代国家日益流行以媒体治国之际，几乎所有国家的执政集团在制定、执行、更改或取消任何重大的公共决策时，都会推出一套或甚至多套论述来支持当局作出相关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安抚民心，并说服民间和国际社会接受当局的决策。

尤其是在面临大量中产阶级兴起、国民的总体知识水平和政治参与意识显著提升的半威权政体国家，强势的执政集团更需要推销一套堂而皇之的说法，来包装种种服务于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隐议程的政策，以回应反对党、知识界、舆论界乃至民间对有关政策的不满、反弹和批判。

事实上，不论是在专政的国家，还是在相对民主的国度，政府通过媒体向大众传递的官方论述和说词，未必能时时让各阶层的民众信服，因此人民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就通过媒体对政府决策的漏洞和疑点发出质询和提问。

部分政客刚愎自用

对廉洁和有责任感的政治领袖来说，来自知识界对政府施政的指正，以及来自民间对政府决策的不满，是鞭策他们庄敬自强，吸取各界的回馈来改善施政纰漏的动力。可是，对于部分刚愎自用、气量狭窄的政客来说，民间对当局偏颇决策的每一个提问，就如米兰昆德拉所形容的那般，好象一把把会划破台上景幕的刀，让人们看到藏在后面的东西（背后的隐议程）。

其实，政治人物尤其是执政集团当中的成员，如何看待和回应其他阵营的议员、舆论界、知识界、非政府组织和各阶层人民对国家公共决策的质询和提问，直接反映了一个政治人物和其所属党派的从政修养、政治文化和治理国家的能力。

当政治人物把公众对国家公共事务或政治集团运作的提问和质询视为意图破坏国家安定和政治集团内部团结的行为，政治人物其实是在自暴当局或其政党确实有不可告人的台底黑箱作业，以致任何人们尝试了解进一步详情的提问，皆被视为会划破舞台布幕的利刃。

这种态度等于变相的向大家昭示，国家的行政机构或主导国家政权的政治集团，拥有不透明的作业机制、不周详的政策规划和松散的政策执行，以致涉及相关事务的政治人物与官方部门要千方百计的阻止部门滥权和效率低落的事实曝光。

诚心聆听各方真话

因此，我们殷切期盼，在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还有其亲信近来频频对政府的许多决策提出疑问之际，一心想听真话和讲真话的首相伯拉和他所领导的政府，不会把敦马的提问视为掀开舞台布幕的尖刀，而是把敦马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人民对国家公共政策的疑问和质询，看作是人们要与伯拉分担繁忙国事的真诚意愿。

毕竟，我们的耳际还一直萦绕着伯拉在2003年大选期间对全民的真情呼唤，“不是为我工作，而是与我一同工作”。Category
: 政治(Politic)
此文刊载于2006年7月1日的《东方日报》“名家”版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detail6.asp?alp=115175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