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主制度从最初古西腊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发展、演变到近代以及现代的代议民主后,媒体传播的信息,已经成为了普罗大众评估各政党以及个别政治人物表现的主要依据。
随着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日益复杂,社会成员人数的迅速增加,公民直接参与表决各项国家公共议题和决策的直接民主制度,已经不适用于庞杂的现代社会。所以,17世纪在西方孕育的代议民主模式普遍成为了现代各国民主制度的基础,公民每隔一段时间投票选出代表各地人民的议员,进入国家立法机关为各自的选民进行各项公共议题的辩论、参与各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质询,以及代表本身选区的人民在议会里进行表决。
在代议民主的社会结构中,媒体针对人民代议士的报导,成为了选民评估议员表现的资讯来源。而选民针对任何议员的建议、不满与批评,碍于时间与地理上的因素,也需要通过媒体来传达。简而言之,代议民主制度下的公民需要通过媒体来问政。
然而,最近主流媒体封锁国人聚集在KLCC示威抗议政府削减石油的津贴,并表达不满政府不透明处理从削减石油津贴所省下的44亿令吉开支的消息,就显示了我国媒体罔顾本身在代议民主社会当中,传播公共资讯以及维护人民知情权的职责。
近几十年来,西方知识界发现代议民主制度的局限:人民代议士有可能为了个人或所属党团的私利与隐议程,而罔顾民意,甚至骑劫民意,作出违背社会公益与正义的国家决策。所以西方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要求行政权力过度膨胀的国家减少主宰和插手民间事务,下放权力让民间参与管理公共事务,从"大政府--小民间"的政体逐渐过渡到"小政府--大民间"的国家。
在公民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当儿,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专业集团纷纷成立,扮演从正经文教各个层面全方位监督执政当局施政的压力集团角色,并相互协调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而各阶层人民也受促积极参与公共议题和公共事务决策的讨论和辩论。
在公民社会里,媒体理应成为全民的公共舆论平台,提供所有利益群体、团体和个人,进行观点论辩的场域,让所有公民不自外于公共议题的讨论或被排挤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之外,具体的行使公民的义务和权益。
但是近10年来,主流媒体日趋媚权、媚俗的编采作业文化,已经完全偏离了以上所述的媒体第四权的角色,沦为政府的传声筒,以及财阀博取廉价宣传、向执政党示好、和贩卖庸俗趣味的敛财工具。
部长乘搭地铁、华青参与旅游观光活动、华团领袖请吃肉骨茶、艺人记者交恶、儒商大力推动文学奖,以及血腥社会暴力案件的曲折故事充塞了媒体的主要版面;而国家公共资源被政治人物的亲属和朋党瓜分、华小校长贪污、猪农被迫关闭养猪场、人民示威抗议政府劫贫济富等攸关公共利益的新闻,却被媒体封杀、低调处理,甚至文过饰非。
马来西亚的媒体,已经成为了政客和财阀沽名钓誉、麻痹群众、转移视线、扭曲事理、妨碍公共舆论监督时政,以及阻止公民社会萌芽的工具。 Category: 媒体(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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