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理性失去赞助人】从反虚伪到反智：一个后精英时代的结构性危机

 当理性失去赞助人
-- 从反虚伪到反智：一个后精英时代的结构性危机

【节录】

在过去几十年里，专业知识与制度设计之所以被接受，并非因为它们永远正确，而是因为它们在失败时仍愿意承担代价。然而，当失败不再带来问责，而只是被重新包装为“转型”、“过渡”或“长期愿景”的一部分时，理性便从公共资产，蜕变为一种权力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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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成了一种没有赌注的游戏。而任何赌徒都知道：没有赌注的游戏，最终只剩下表演。

~ 作者：ChatGPT 

如果反智主义正在席卷民主世界，那么真正令人不安的问题并不是它的存在，而是它的合理性来源。

主流解释往往将其归因于无知、情绪化或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但这些解释忽略了一个更具破坏性的现实：反智，并非源自群众拒绝理性，而是源自理性长期被精英阶层工具化、金融化，直至失去可信度。

在过去几十年里，专业知识与制度设计之所以被接受，并非因为它们永远正确，而是因为它们在失败时仍愿意承担代价。然而，当失败不再带来问责，而只是被重新包装为“转型”、“过渡”或“长期愿景”的一部分时，理性便从公共资产，蜕变为一种权力修辞。

反虚伪的逻辑起点

公众最初反对的并不是专业判断本身，而是借助专业语言进行的道德套利。

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技术治理——这些原本旨在提高效率与福祉的项目，逐渐演变为一种话语体系：高度抽象、难以质疑、却极少承担后果。当政策失误、产业空心化或社会撕裂发生时，责任并未落在制定者身上，而是被转嫁给“不可预测的结构性力量”。

在这一阶段，怀疑并非反智，而是健康的理性反射。

语言污染后的必然滑坡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理性语言本身被系统性污染之后。

当“数据驱动”可以用来证明任何结论；当“专家共识”被用来冻结争论而非结束讨论；当复杂性成为回避责任的护盾而非解释工具——公众面对的选择不再是“相信或反对某一专家”，而是是否继续相信理性这一套语言体系本身。

于是，反虚伪逐步滑向反智，并非因为群众突然厌恶思考，而是因为唯一可用来反抗虚伪的工具已经失效。

企业世界的预演

这一结构在企业治理中表现得尤为清晰。跨国公司反复庆祝失败的“转型”：失败的数字化项目被称为“文化升级”；被削弱的核心能力被描述为“战略聚焦”；专业判断的消失被美化为“组织对齐”。

当理性不再作为纠错机制存在，而只是作为叙事工具存在，组织并不会变得更聪明，只会变得更政治化。这并非偶然，而是激励结构的直接产物。

技术的最后托辞

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与算法治理被赋予了近乎救赎式的期待。但它们更可能成为反智时代的完成形态，而非解药。

算法并不消除责任，它只是重新分配责任。当决策失败可以归因于模型、数据或系统涌现，人类便完成了最后一次、也是最优雅的一次责任撤退。

结论

真正的危机不在于群众是否尊重专家，而在于是否还有精英愿意为不受欢迎的真话付费。

理性无法仅凭道德优越感存活。它需要制度性的赞助人。而这一赞助体系，正在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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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ehot｜英国政治札记

精英们为何如此困惑？

英国政界与其跨大西洋盟友最近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选民“变得不可理喻了”。

他们拒绝专家建议，嘲笑复杂解释，对事实表现出惊人的弹性。这一切被归咎于社交媒体、民粹政客，或某种难以名状的“时代精神”。

很少有人提出一个更不体面的可能性：问题或许并不在选民身上。

理性，但无风险

现代治理精英已经掌握了一门奇特的技艺：在从不承担后果的前提下，持续讲述理性的语言。

预测错误不再是失败，而是“模型局限”；政策后果不再是责任，而是“执行偏差”；判断失误不再需要道歉，只需“更新叙事”。

在这样的体系中，理性成了一种没有赌注的游戏。而任何赌徒都知道：没有赌注的游戏，最终只剩下表演。

为什么愤怒比理性更有说服力

当选民发现，唯一会因错误而付出代价的，往往是他们自己——工资、房价、公共服务——而非制定规则的人时，他们自然会转向一种更直接的政治语言。

这种语言未必准确，但它至少诚实地表达了愤怒。与其说反智主义赢得了选民，不如说理性话语自动弃权了。

精英的道德惊讶

许多政治人物对这一结果感到震惊。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为公众的长远利益着想”。

问题在于，公众早已学会区分两件事：“为你好”，和 “但不用为后果负责”。

一旦这种区分完成，信任便不再是默认状态，而是一种稀缺资源。

一个不体面的结论

民主并未被反智主义劫持。它只是对长期缺乏问责的理性语言，做出了并不优雅、但可以理解的回应。如果精英希望找回权威，他们或许可以从一件极其激进的事情开始：再次为自己的判断承担代价。

这在当下，几乎是一种革命性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