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辩题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优先于人权?》的辩论赛赛后观众交流时段,一位中年男子怒气冲冲的对台上的辩论员叱责道:“我是支持国家发展优先于人权的!你们告诉我,霹雳州到底要乱到几时,在这样乱下去我们要怎样做生意?”言下之意,不外乎指出霹雳州“还政于民”的宪政运动会损害当地的经济发展。
不容否认,在亚洲,许多国家都是以极权领导的发展模式来催谷经济,直到国家建立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后,才开始转型成为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南韩、台湾以及印尼等国都是典型例子,这些国家在早期甚至是透过军人统治的铁腕手段来贯彻强大的发展意志,并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完成了健全的基础建设、产业转型,大幅度提高了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民的人均收入。
另一项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不少人权意识的传播工作,的确是由各领域发展皆已达致理想水平的发达国家,向相对落后的国家所输出的。对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皆附和我国前首相马哈迪医生的看法,认为人权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产物,都是一些生活素质已经步上轨道的西方“达人”和“闲人”对仍然处于生存挣扎边缘的落后区域所作出的“事后孔明”。
然而这里回到几个简单的问题:
一、是不是“事后孔明”和已经“上岸”的人对于仍然苦苦挣扎于生存线上的人们所给予的劝告都是不可取的?
二、是不是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战略格局上处于对立位置的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输出的意识形态都是不怀好意的?打个比方,如果美国对亚洲各国所倡议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是对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那么美国立国两百多年来的每一波民主和人权运动应该早已一再摧毁美国的立国根基,把美国推向亡国的边缘,可是为何美国却在波澜壮阔的民主化进程中不断的茁壮成长呢?
全文发表于第二期的中文版《公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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