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政治利害关系的考量以及权谋布局的盘算，执政集团的施政不时都会出现偏颇和缺失。尤其是在权力制衡机制未臻完善的国家，决策失误与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调度失当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因此，由民间群体通过自发性结社所组成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压力集团，就扮演了监督政府施政，督促当局纠正政策和行政弊端的关键角色。
前些时候，教育部长希山慕丁在受询如何看待7大华团组织要求政府配合落实第九大马计划“制度化增建华小”的呼吁时，抨击华教界非政府组织向政府争取更多教育资源的做法乃拥有本身斗争议程的行为，言下之意，似乎所有怀有议程的诉求都是不正当和不可理喻的。教长的这一番言论不只是他个人因为公务缠身，又受到额外的压力而发表的负气言论，其实更是反映了多年以来人民所一贯面对的典型官方思维－－对民间平权诉求的漠视。
自古以来，结社就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特色之一。历史学家评价不同文明之间的优劣的其中一个标准，就是评比各文明结社行为的建制化。而自原初文明开始，人类参与结社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具有相近议程的人集结起来，以群体的思维、判断和行动来实践共同认可的目标。所以，只要由人类结社而形成的组织的斗争议程是合法和不违背社会公益的，我实在看不出一个组织拥有本身的斗争议程有什么不妥之处，以至让它成为被当权者斥责和边缘化的对象。
官僚思维排斥批判和指正
虽然，首相阿都拉自2003年11月上台以来，就一再的疾呼“要听真话”和“不是为我工作，而是与我一同工作”的口号，然而我国各级官员的思维似乎仍旧处于不太能够接受公开批判和指正，并作出理性回应的官僚文化里。
早前，我们有幸听到了希山慕丁发表教育部长这个主管各源流教育事务的部门首长职不好当，他为了处理公务而牺牲许多休息时间的真话。我们非常欣慰希山挣脱了历任教育部长高高在上、不可亲近的“高官架子”，然而，民间更希冀政府高官和民间“通过真话来沟通”的交流是双向的。也就是我们听闻了官员的辛劳，并表示了我们的激赏后，我们也希望官员尤其是掌握实权的部门首长也能放下身段和偏见，听一听民间针对各项公共决策的回馈，让人民真正履行“与伯拉的团队一起工作”的心愿。让首相阿都拉的口号不是空洞的政治修辞，而是实实在在被付诸实行的改革承诺。
官民对事理解长存巨大落差
在我国，政府官员和来自执政党的政治人物对各项争议性公共议题和官方决策的看法和说词，与民间的理解和评价时常有非常大的落差。在国家决策方面，官方的典型论调不外是“政府已经在制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兼顾各方的声音，尽量满足各方的利益，为何‘小部分’的民间群体还不能满足？”
至于，当话题涉及争议性的公共议题，政府高官的说词则往往是“我国的国情与外国不同”、“西方文化不适用于我国”等，以非此即彼的二元区分法来否定足以挑战既存体制的论述，藉以维护官方对该项争议性议题的立场。
然而，以上这些官方用来回应民间质询的说词却是空洞、缺乏理据支撑以及难以被具体检测的。原因无他，因为我国的各项公共体制，乃至我国政党政治的运作，仍旧充斥着大量的人治色彩，缺乏透明度、明确的基效考核指标以及客观、公正的明文规范。
缺乏透明度无从检验表现
没有透明度，我们无从检测各项国家公共领域的规划与运作的具体进展；没有明确的基效考核指标，官员信口雌黄宣称各级政府部门行事公平、公正及表现标青的夸耀无法取信予人；缺乏客观、公正的明文规范，部门首长和行政人员拥有任意诠释公共事务执行标准的权力，官员能够单凭个人好恶实行许多不合理的扰民措施。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威权政体傲慢和非理性的官僚文化，绝非单靠反对党在议会里的辩论就能改正过来。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纠缠不清，行政权力甚至凌驾立法和司法权限的国家，由于权力结构的使然，臃肿却集权的官方行政权力更是难以在三权制衡的框架下被纠正。
在思考如何扭转国家权力僵化作业的出路上，西方的民主发展经验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对象。除了倡议通过被誉为“第四权”的媒体来监督国家三权的运作外，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更是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建立，鼓励不同阶层、族群和利益的人民积极参与结社，通过各种专业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压力集团以各司其职的方式，从正经文教各个层面全方位监督执政当局的政策制定和行政作业，让傲慢的官僚面对质询时，无法以挑起其他课题的伎俩来转移视线和开脱责任。
反观本地的民间压力集团，由于数量稀少，组织的种类也不够全面，仅存的文教团体和人权组织被迫只身面对和处理各种接踪而来、去而复返的公共议题，常常顾此失彼，无法集中资源和凝聚群众力量逐一促成政府解决各项议题。
时代在变迁，人的思维也一再的蜕变。每个时代的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标准，都需要反映当下时代的精神面貌和正义观念，否则权力集团有随时遭到由不满高压政体的群众发动民粹运动推翻的可能。
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的民粹运动都具有一定的迷失、疯狂与盲动，演变到最后可能导致“只破不立”的集体价值虚无和社会体制的全面崩溃。这对现有的执政者、既得利益集团、各种民间压力集团和普罗百姓都是“全输”的状态。
为免掌握国家权力的集团与诉求改革的民间展开零和博弈，执政集团有必要松绑各项沟通渠道，让媒体扮演传达民意和指正政府施政弊端的角色，并让民间各利益群体和压力组织与各级政府部门进行理性对话，一起拟议公共决策的制定以及协调公共资源的分配。 Category: 政治(Politic)
此文刊载于2006年4月29日的《东方日报》“名家”版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detail6.asp?alp=-1022758156
Posts
0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