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文坛有没有勇于担当与承载生命的文化？

我一直对文学有一个疑惑。

文学应不应该反映当下社会的精神面貌？

我甚少涉略文学的最新发展和趋势，只是从报章刊登马华写作人得奖的新闻，大略跟进马华文坛的概况。也许这很不健康，因为我所能举出的马华明星作家的名字也许还多过我所能举出的马华文学代表作品。但，为何我对马华文坛只有这样肤浅的认识呢？是不是媒体文坛造星活动的比例远远超过了媒体对马华作家创作题材的报导篇幅？

我认识钟仪雯、陈大为；我听说前者写美文，后者写胶风椰雨的诗。但我好奇的是两人成名的关系是基于台湾学界对马华创作题材中种族失衡现象、海外侨胞的文化中国情怀与南洋生活经验的猎奇心态，还是他们真的开创了独具匠心的文学门类？

我认识黄锦树，记忆中他掀起了"断奶论"的辩论，仅此而已。

我认识黎紫书，知道她频频得奖，被焦桐誉为花踪文学奖造就出来的杰出马华作家。我对她的作品一无所知，好象有一本《天国之门》吧？还有她在《星洲日报》“情在人间”写过专栏，以及正在《星洲广场》写"开心聊斋"。

我认识陈志鸿，从花踪新秀奖开始就一路得奖无数。我知道他一直得奖多过于他写过什么。除了看了一些他在《东方日报》写的短篇杂文。

我知道吕育陶去年好象和别人打过笔战。还有陈雪风应该是鲜少缺席笔战的文坛前辈吧？

感觉上、印象中，90年代以来，扬名国际的马华文学作家与作品，除了最近关于白小事件的得奖小说，似乎许多都是美文、微观的个人情感。

为什么我没有要阅读被海外知名文坛巨匠赞誉的马华著名作家的作品？为什么我对马华文坛的成就仅停留在作家得奖，和他们两年一度的花踪造势讲座以及报章的后续宣传？

为什么受到位居中华文化中心的中、港、台学界赞誉的马华作品无法贴近马来西亚的群众？

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与马来西亚华社的生活经验有一定的距离，让大马华裔读者无法在阅读中将自身在马来西亚的经验投射在作品的叙述上，以至陌生莫名，毫无感动？

还是因为部分作家还在写80年代的胶风椰雨，在每一个伏案写作的晚上自己情不自禁的痛哭流涕，然而闲逛马来西亚大众和大将书局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始终不明白作品中的橡胶树和椰树到底和我外婆家后院荒置的那些胶林有什么关系？

马来西亚的新生代读者没有中港台文人的猎奇心态，也没有作家的细腻巧思和善感情怀，请问50年后，当所有这些得奖作品成为了马华文学科目的教材时，我们可不可以告诉下一代的学子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是当代当地社会精神面貌的记录？

除了个别作家的粉丝，我想为现今本地读者和未来的读者，找一个阅读著名马华作家作品的理由。

前几个月，《星洲日报》花踪文艺营有一场关于巴金"说真话文学"的讲座，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一个文坛的作品不一定要遵照古时文以载道的文字使命，也不必刻意移植五四时期强调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观念，文坛的创作体裁本来就应该多元化；可是如果一个文坛完全没有诞生书写当下社会现象，以文学批判当下社会面貌种种荒诞情境的文学代表人物时，是不是多少反映了我们的文学界缺乏了拥有生命担当、深沉思考和关爱生灵的作家？

还是，这些用生命和文学来承担和承受人性与社会深沉反思的作家被主流媒体忽略了，以至人们遗忘了他们？

人们常说，有怎么样的读者，就有怎么样的作家和作品。那么是不是整个马华社会的精神文明已经贫瘠到我们无法孕育、不容孕育、不愿支撑这样一种贴近社会深沉土壤的文学？

还是，我弄错了？可能黄锦树、钟仪雯、陈大为、陈志鸿、吕育陶、黎紫书等人就是那种用作品来承载整个社会深沉精神面貌的作家？可是，为什么媒体总是把他们塑造成或是明星、或是写美文、或是打笔战等等等....的形象？

中国有反思文革人性泯灭浩劫的巴金；台湾有坚守一辈子左翼思想理念的的陈映真；就连本地马来文坛有也号称Tongkat Waran的Usman Awang；那么，本地马华文坛呢？

记得在5年多前，在马华大厦三春礼堂的一场社会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伦敦大学的赵衡毅教授感叹道，当此前倍受注目的中国残疾作家史铁生尝试在文学创作上求索神性层次的终极价值关怀时，人们反而远离了他。

2000年赵衡毅的那一席感叹，再加上在2001年在《第四座桥》这本书里读到荣格"文化最终的沉淀是人格"的语录，不禁让我开始反思文字、文学、文化、文明和思想的种种。

总觉得文学的道路走到最后，应该会升华成一种生命救赎、形而上学层次的终极价值关怀，然而马华的文坛有这样的作家或这样的作品吗？

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马华文坛的作家人人是鲁迅，个个是陈映真，可是如果我们的文坛连孕育，和支撑一个陈映真的土壤都没有，是不是我们的文坛，还没有勇于担当和承载深沉生命思考的文化？
Category:小品文(Familiar Essay)